宜昌师范大学难忘的学生时光

1982年5月5日，宜昌师范大学优秀团干、团员、先进青年同校领导合影。前排左八是校长张国然，二排右两是作者。

我于1979年被宜昌师范大学录取。入学那天，黎明前，我从家乡出发。我父亲送我去枝江刘翔港乘船。是时候到达宜昌九码头了。在学校接待站学长们的热烈欢迎下，当他们站在迎新卡车的集装箱里迎风进入学校时，到达他们向往的地方的喜悦自发地产生了！

宿舍在食堂旁边的一间大教室里。当我进门时，我看到里面有一排排的木架高低床。先到的学生已经布置好床，有些人正在整理行李。一位中年女教师在过道上热情地与一些学生交谈。这是我入学后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她是中国文科党支部书记王秀珍。王先生和蔼可亲，关心学生。后来，我们搬到了新建的学生宿舍楼，她经常去宿舍和教室和同学们交谈。

作为当时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青年，我对食堂有一种本能的好感。学校唯一的学生食堂就在学校上坡的拐角处，是一个灰瓦平房，墙壁斑驳，山檩条坚硬。当我第一次进去吃饭时，我看到一端是厨房操作室，另一端是一个高舞台。它仍然是一个礼堂。中间宽阔的大厅里没有桌子、椅子和长凳，学生们在吃饭时站着或蹲着。每个人都按班组合八个人围一圈，中间地上放几碗菜，现在还记得两个是盐菜扣肉和炒土豆。方形铝盘蒸米饭端来时已切成八份。学生们拿出学校发给席长的餐票后，每人铲一顿饭，就吃吧。好不热闹！第一学期，全校学生都这样统一“吃桌席”。从第二学期开始，就变成了“买饭吃”，就是拿着饭票到窗口买自由选择的饭菜。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入学的弟弟妹妹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桌席待遇了。

我的班是7911班，也就是79级中文科一班。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名大学生，即77、78、与文革初期的“老三届”相比，79级被称为“新三届”。“新三届”的大学生有的是“老三届”的中学生，有的是应届高中生，有的是其他社会青年。79年，学校只招收了中文和数学两个专业，每个专业有两个班，共有150名新生。加上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五个专业的老学生，全校有650多名学生。

宜昌三峡大学学生一晚上

当时，学校条件有限。图书馆是一栋四五百平方米的二楼小楼。它被用作15万多本书的书库。它只能关闭图书馆借书，不能满足开放阅读的学习需要。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对知识的渴望，珍惜时间。上课经常提前占座位，不上课的教室里会挤满自习的学生。晚上教室和宿舍统一熄灯后，走廊、路灯下，甚至浴室和厕所门口，总能看到一些人在灯光下阅读。当时的学习氛围真的很浓！

全班36人，学生主要来自宜昌、荆州、黄冈、黄石等省内城市。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6岁。入学时，班长是罗光福，有组织能力；学习委员王明建是个学习狂。新教科书将在他手中腐烂到期末；生活委员张荣热情细致，每月给全班发饭票和水票。没有错。班上只有4名女同学，加上中文2班的4名女生和整个数学科的2名女生，今年只有10名女同学。当时全校只有40多名女生，与三峡大学文学院85%的女生相比，真的很不一样。当时学校禁止谈恋爱。不知道有没有地下恋情。可喜的是，班里几对同学终于结婚了！

除了单独在小教室上课外，我们班还经常和中文二班一起在大教室上课。张道葵、谢道益、郭超给我们上课㸚、吴柏森、曹文安教授等名师。课余时间，老师去宿舍教室看学生辅导作业是很常见的。当时处于高等教育恢复期，没有独立的专科教材。我们基本上使用文革前的经典本科教材。例如，朱东润的六卷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择》、《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四卷本、王力的四卷本《古汉语》、胡裕树的《现代汉语》等等。入学时交了10元书本费，开学后发的课本和学习资料又厚又多。那时的书真便宜！我们从这些书中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学校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每个班都配有班主任。文汇荣、孙祖娟、巴文华先后担任班主任，组织我们开展班级建设和各项活动。每学期必须上一周的劳动课。全校各班错时安排，几乎每周都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校内外开展劳动教育。我们三年的劳动课基本都是围绕运动场进行的。除了一般的扫地拔草，还有平地挖坑种树。那是真正的体力劳动！位于学校北部的运动场上，我们进入学校时，场地周围坑坑洼洼，杂芜荒凉。后来，整齐的樟树和水杉林逐渐环绕着运动场。

体育课是必修课。在俞强华和熊承厚两位体育老师的教学和指导下，我学会了背越式跳高，在学校运动会上获得了第三名。学校每年在操场上举行两到三天的春秋运动会。有体育项目的学生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风采，全校师生按照指定区域聚集在运动场周围欢呼加油。这给平时紧张学习的学生带来了难得的放松和无限的舒适。

当时学校文化娱乐活动不多。全校活动以元旦新年文艺演出为主，每年在食堂和礼堂举行。有的各科(专业)也开展了一些特色活动。我参加了中文科举办的学生毛笔字比赛，并获得了一等奖。周末晚上，学校经常把当时稀有的彩色电视机搬到行政楼旁边的开放空间，供学生观看节目；偶尔在学校操场上放一部电影。然而，周末电影经常出现在学校旁边的三七四部队操场上，我和同学们爬了好几次。

学生会在组织学生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学生会干部都是有一定工作经验、年龄较大的学生。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私立教师，在班上也很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入学后不久就被选为学校学生会成员，先后担任生活部副部长、部长。在同一时期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前后，有77年级的马建庭和罗光福；生活部长是77年级的张思泽和78年级的胡昌河。这些学长有的当过公社秘书，有的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师，有的已经结婚生子，工作能力很强。

学生会生活部组织学生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我曾经带领餐饮会的同学对食堂学生的餐饮账目进行了几次检查和公布，并组织学生定期对食堂进行卫生检查，轮流到食堂帮助厨房。当时学校三天两头停水，学校联系消防车给学校送水。我多次拿着消防水龙头给桶端盆排队的同学送水。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学生会的工作。张国然校长每学期主持学生干部座谈会。他亲自带领学生会干部和膳食会员到食堂检查。这让我至今想起来很感动！

毕业那学期，也就是1982年春天，我被安排到学校对面的宜昌市第七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担任中文和数学专业10多名学生的实习组长。返校后不久，就进入了毕业总结和分配阶段。那是最难忘的炎热夏天。7月1日，我被批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让我非常兴奋，实现了自从我进入学校以来一直渴望的愿望。几天后，我收到了留校工作的毕业分配通知。这让我很惊讶。当时师范毕业生的分配政策在哪里？原则上，毕业生被派回学生所在地。我准备回家当老师。留校通知改变了我的预期，将我的人生轨迹与宜昌师范大学乃至三峡大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后，除了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两年，在武汉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外，我从未离开过母校很长一段时间。

作者简介：张朔，宜昌师范大学79级中文学生。曾任宜昌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湖北三峡大学师范大学副院长；三峡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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