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横跨两省三县的灵璧县大地主卓廷懋发家历程

大地主卓廷懋家罪恶史

本文选自《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安徽省灵璧县高楼区卓圩卓家，在解放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这个大地主家从清代到一九四八年，称霸地方达一百余年之久。在它最盛时期，控制着二十多个大小集镇，一百多座村庄，跨皖、苏两省的灵璧、泗县、睢宁三县，方圆百余里。霸占的土地有七万七千多亩，房屋仅卓圩一地即达一千三百余间。每年夏秋两季，收取地租三、四万石，装满七、八十处粮仓。南京、蚌埠、徐州、无锡等地和睢宁县城，都有卓家的钱庄、布店、粮行。商业高利贷的收入无以其数。真可谓财累万贯，富埒王侯。在旧社会，所有的地主都是靠残酷压榨农民起家的。他们依靠反动国家政权的保护，口吮农民的膏血，脚踏农民的尸骨，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家业，这是他们发家的共同之道。卓家的万贯家财，也就是按照这样的道路，在千万个农民饥饿、破产、逃荒、死亡声中积累起来的。

依仗权势血手起家

卓圩原名小王庄，自卓廷懋迁来后，圈了圩子，才改名卓圩的。卓廷懋从睢宁侯王庙迁到小王庄圈圩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三百亩土地的地主。但是，这个在地主阶级家庭中熏陶出来的富家子，很懂得发财之道。在旧社会，“有钱好做官，做官好发财”。因此，卓廷懋除了在已有的三百亩土地上狠力搜刮佃户而外，又极力勾结官府，疯狂掠夺农民。

清朝道光年间，卓家的原居睢宁县大修县城。卓廷懋看到这是一个进身的好机会，便积极奔走，并且慨然“解囊”，捐献“巨款”。结果，“大吏给匾奖之”，并议叙为“八品衔太学生”（此事见侯少赢、丁显：《光绪睢宁县志稿》卷十六《人物传》卓廷懋条）。这样，他就为自己捞取了政治资本，挤进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行列。他的侄子卓振清先后作过汉川、汉阳、兴国、广济、翁源、揭阳等地的知县和知州；还当过专以杀人为职业的“御前监斩官”。这更为卓廷懋搜刮民脂民膏提供了保障。

卓廷懋依仗自己的“功名”，特别是他侄子的势力，出纸币、办钱庄，在地方上享有各种特权。他用自己印的钱票，可以收买农民的土地，而农民拿着这种票子却常常买不到东西，过期成废纸，农民称它是“关门票”，推出门不管换。卓廷懋还大办酒、油作坊，在卓圩周围大小集镇开粮行，设布庄，开京广杂货、五洋杂货店，到处搜刮民财。还用他侄子的“培源”店号，每年率几十只大船，从大李集上船装黄豆到无锡去卖，回来又贩京广杂货，每趟都能牟取很多暴利，有时竟达白银一万多两。

卓廷懋这个无恶不作、无机不投的家伙，就是靠这些办法牟取了大量钱财，一方面强买农民土地，广置产业，一方面贿买贪官污吏，进一步和官府勾结起来，残害农民，成为霸占一方的大地主、大土豪、大劣绅。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太平天国，捻军，苗、回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为了推护地主阶极的反动扰治，为了博取反动主子清政府更大的信赖，卓家积极参加了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

据记载，当时卓廷懋的儿子卓振五任地方上的练董，积极训练反动地主武装。一八五三年十一月，由李三闹率领的一支农民军占据泗、灵交界处，并进一步逼临睢、宿。“宿迁举人臧纡青带勇往剿，为所败，退保大李集。”这时，卓振五便马上“密禀宿迁粮台求救，都统法良调参将群寿率兵驰援”。结果使这支农民军遭到血腥镇压。一八五六年，在安徽境内活动的捻军威逼灵璧，团绅高树功“东向乞师”，卓振五又“慨然往援”，并“首输五千緡”，以为镇压捻军的费用。一八五八年，捻军入睢宁，卓家“筑圩固守”。一八六0年，捻军再入睢宁，“知县黄宪鎧调练守城”，卓振五立即“冒雪往助”。一八六一年，太平军一部进入灵璧地区，卓家与高圩大地主一起“协同官军”，和太平军对垒。

在屠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中，卓家与反动政府进一步结合起来。清政府为了褒奖卓家对主子的忠诚和杀戳农民的英勇，赏给卓振五与其父同样的头衔：“八品太学生”，还赏给杀人最凶的卓振甲、卓振声以“千总”军职。

到北洋军阀、国民党，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卓家的权势又进一步发展，几乎完全操纵了地方政权。日伪时期，卓廷懋的孙子卓老严是伪十八圩联保主任，曾孙卓少全、卓培军是伪区长，卓继世是伪镇长。伪睢宁县长夏硕武也是卓家的“至交”。至于卓圩附近的保、甲长，更无不是卓家的徒子徒孙。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占领卓圩一带时，卓家又马上与国民党睢宁县长朱伯鸿、第四区区长王云文、第五区区长孙家朝密切勾结起来，日伪区长卓培军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区长。

在掠夺农民、镇压农民反抗的过程中，卓家掌握了反动的地方武装。清代末年，从卓振五、卓振甲等人起，卓家负责举办地方团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伙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家兵。卓家的家兵最多时曾经达到五百余名。这种家兵名日保护卓家的家园，实际上是一群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土匪。他们是卓家专用来残害农民、镇压农民反抗的刽子手，是卓家进行敲榨勒索、搜刮人民的帮凶。在解放战争时期，卓家又组织了反革命的武装黑帮——黑杀队，由卓代民当队长，更是烧杀掳掠无所不干。

总之，在灵璧、睢宁的广大地区之内，卓家是地主阶极的当权派，掌握着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也就是依靠这种政治上的权势，卓家又在经济上采取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展开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和财富掠夺。

首先让我们看看卓家是怎样利用灾年，大量兼并农民土地的。

在解放前，皖北灵璧和苏北睢宁一带，历年是多灾地区。每一个灾年，都耍夺去成千上万个农民的生命，使无数的农家失地破产，妻离子散。但是，灾年对地主来说，却正是搜刮农民的大好机会，即所谓“一歉抵三收”。当地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宣统二年（一九一0年）大灾的情景。

这一年，皖苏两省大水灾，“极贫灾民约二百数十万”。其中灵璧、睢宁等地“村庄庐舍，多荡为墟，流亡者十逾五六。每行数里十数里，罕见人烟，或围敝席于野中，或率破舟于水次，稚男弱女，蜷伏其间。所餐则蕎花、芋叶，杂以野菜，和煮为糜，日不再食。甚则夫弃其妇，母弃其子，贩鬻及于非类，孑遗无以自存。”这是当时一个前往“视察”的“钦差大臣”对灾情的描述，实际情况恐更严重。

就是在这年夏天，当暴雨倾盆而下，庄稼眼看要淹完、农民心焦如火的时候，卓家大地主却倒在躺椅上，吸着大烟，得意洋洋地说：“雨啊，只管下！下到屋下过膝盖，下到屋上长绿苔！饿死那些穷骨头，我再放债买田把恩开！”恶毒黑心的地主，真是杀不了穷人，成不了富翁。

当年，卓圩一带颗粒未收。广大农民吃蕎花、芋叶、野菜，尚“日不再食”，流离失所，嗷嗷待哺。就在这样情况下，阴险毒辣的卓家，把积存几年的霉豆饼开仓拿了出来，分派狗腿子四处喧叫：“谁没吃的，可以到卓家去领”。有些农民以为卓家真是要“开恩”了，但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是“一块豆饼一亩田”。农民们一听气得满身发抖，大骂卓家心黑手毒。但是，饥饿和死亡逼得农民无路可走了，许多农民为了勉强度命，不得不含着眼泪忍受这种狠心的敲榨，把自己倚之为生的土地“卖”给了卓家。如打网刘庄一百多户农民，就是这样卖拾卓家四百多亩地。而且后来如果不是由于高圩高家大地主的竞争，卓家还耍压价。这年以后，整个打网刘庄的农民都成了卓、高二家的佃户。

经过这一年大灾，卓家只用了九千多块霉豆饼就换得了九千多亩地。“地头膝盖写文书，一块豆饼一亩田”。这笔血泪帐，当地农民至今还记忆犹新。

除了灾年兼并而外，卓家掠夺土地的手段，还有许许多多。从明抢明夺到阴谋拐骗，从自发钱票强行购买，到租利侵吞，凡是能够兼并土地的方法，无所不用。

卓廷懋的孙子“三银头”，看中了农民任百合的一块八亩好地，便一心霸占过来。为此，他首先叫充当伪区长的侄子卓少全抓任家的壮丁，同时又扬言可以用钱顶替。任百合为了四弟不被抓丁，硬着头皮向卓家借了钱。但事后无法还债，只好忍痛卖地。这时，“三银头”却丧尽良心地说“地不好”，极力压价。结果上好的八亩地只用十一吊接就买去了。其实，这明明是抢夺，哪里是买！

卓廷懋的又一个孙子卓老一看中了农民张玉文家的一块地，有一次便故意把一捆线放在张家，说“在此路过，因为一点事，暂放一下”。随后便打发他儿子把线取走。但卓老一却又去取，硬给张家栽赃，要赔偿。卓家财大势大，张玉文被逼无法，便含冤算了三亩“悬租”，每亩五斗。当年没能还清，第二年须折十八亩“悬租”，张玉文眼看愈陷愈深，就咬着牙，把祖上遗留下来的六亩八分老份地倾盘托出，作了抵押。但仍不够，又含着泪，给卓老一白白作了一年苦工。狼心狗肺的地主，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总之，凡是卓家看中的土地，他总是千方百计弄到手才甘心。凡是与卓家相连的土地或是插花地，他总是想方设法拿过来而后快。又狠又毒的地主，是不管农民死活的，而且他们的心理就是农民愈破产，他们才能愈兴旺。卓家的七万多亩土地，都是靠巧取豪夺而来的。卓家的产业是建筑在千万个农民挨饥受饿、倾家荡产、含冤死亡的基础上的。

事情正是这样：经济可以变成政治，政治又可以变成经济。为了扩充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为了保护地主阶极的土地财产制度，卓家竭力勾结官府，积极参加对农民起义的镇压，由此跳进了地主阶极当权派的行列，操纵了反动的地方政权和武装。反过来，又以政权为工具和保障，疯狂地掠夺农民，兼并土地，搜刮财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跨省连县的大地主。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掠夺过程，是一部血手起家的“发家”史。

敲骨吸髓高利盘剥

卓家用血手兼并了农民的土地，转过来又把土地出租给农民，榨取高额地租。

解放以前，卓家的佃户达到七千多户，二万八千多人。在卓圩的二百四十七户农民中，他家的佃户就有二百三十八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磙子响，鏊子热；打完场，冷了锅；粮食入了仓，农民饿断肠”。这就是佃户们在卓家残酷剥削下的悲惨生活的写照。

卓家出租土地是收实物地租。同时，由于皖北一带历年多灾，卓家又采取所谓“定租制”。地分上中下三等，租额是六、五、四斗。不论丰歉年成，平均每亩每年固定收租五斗。在过去历代反动政权的统治下，苛捐杂税是很多的，可是卓家却规定，捐税都由佃户负担，他是干拿五斗租，不管捐税事。一亩地五斗租本来已经很高了，再除去各种捐税，即使好年成，佃户也所剩无几。然而贪得无厌的卓家在收租时还要用加二的“黑心斗”，一斗二升算一斗。只是这个“黑心斗”，卓家每年就多收七、八千石粮食，这是又刮了佃户身上一层皮。遇有交不起租子的佃户，卓家就没收他的全部财产折扣，或是驱令他家的孩子去当丫头、小子，甚至抽地封门，无所不用其极。

农民李家梅原有十来亩地，虽然人口多，尚能勉强度日。有一年卓家硬要把十亩地租给家梅，家梅明知道那是十亩盐碱地，可是又不敢说不行，只好答应。当年卓家没有收租。第二年发了大水，庄稼失收。这时卓家却派狗腿子上门讨租，说头一年五石，加利十五石，第二年又五石，共计二十五石，限两天交清。贫穷困苦而又遭了水灾的农民，连隔夜之粮都没有，那里能拿出二十五石！借吧，又无门路。一家人热泪盈眶，家梅急得昏倒在地。结果，李家仅有的十亩地、一头老驴、二间草房，全部顶了租，还欠四石八斗，屋子里的东西又被卓家恶狗抢劫一空。李家梅走头无路，只好带上一家老小离乡背井，乞讨流浪。

其实，这样的遭遇，何止李家梅一家？被卓家高额地租害得无以为生、家破人亡的农民，实在是不可胜数。

卓家除了坐收定额的实物地租，对佃户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苛刻剥削。卓家规定，谁种他家的地，住他家的房，都得给他家出“义务工”，如盖房屋、修围墙、运租粮、栽树、修路等，遇有他家生丧嫁娶，还得去当杂役。这种所谓“义务工”，实际是无偿劳役，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卓家还经常巧立名目，向佃户摊派款项。卓家的狗腿子和家兵常常下村，也要向佃户派饭，或乘机敲榨勒索。卓家拥有近八万亩土地，可是什么捐税都不出，全部加在农民身上。

卓家的土地大部分是租给佃户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靠雇工耕种。卓家经常雇的长工大约有三百人左右。卓家对长工的待遇是工资低、活儿重、饭食坏。长工们每天起早睡晚，腰骨累折，而每年的工资才只有一、二百斤粮食。长工们干活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甚至克扣工钱。长工们吃的东西，实际是猪狗之食，稀汤带水，发霉生味。因此，即使最强壮的长工，在卓家干不了几年，都要身体衰弱、大病缠身，然后被卓家赶出大门。真是长工的骨头，卓家都想榨出油来。

卓家不仅对农民进行土地剥削，而且把这种剥削和高利贷剥削、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三管齐下，愈加重了农民所受剥削的残酷性。

卓家的高利贷，农民称为“驴打滚”。这种债，在借时规定还期和利息，到期不还，利上加利。不但生利的办法歹毒，而且利率高得吓人。卓家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利是借粮百分之三百，借钱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农民借了卓家的债，就等于陷进了无法自拔的污泥坑。其结果，无不是越陷越深，虽倾家荡产亦还不清。

卓圩有个农民王贯一，自己种着三十亩地，因为人口多，在平常年景，生活就是勉强维持。有一年大旱，庄稼歉收，又加上孩子生病无钱医治，就向卓家借了三斗五升小麦，利息是一斗一年长三斗。不幸次年又是饥荒，无法还债。接着又有两个年景不好。到第四年年关，卓家便派狗腿子讨债上门，贯一苦苦哀求展期。狗腿子就是不答应，硬叫当年还清，否则押地。贯一无法可想，只好忍痛把三十亩地全抵了债。但仍不能还清这阎王帐，卓家又强迫他作三年长工来顶替。贯一只有满含着眼泪去上工，三年工未做完，就因劳累过度而死了。只用三斗五升小麦，就夺去了一个农民三十亩地和几年的无偿劳动，最后又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就是卓家高利贷剥削的一个缩影。

卓家放债，往往同土地剥削直接结合在一起，具体形式是所谓“悬租”和“青麦租”。前者是把借出的粮食或钱折成地亩，固定租额，按地亩收租作息；后者是把借出的粮食或钱折成青苗，庄稼成熟后收去作息。当年若还不清本金，再折悬租或青苗。借了这种债的农民，没有不被弄得倾家荡产的。农民卓怀瑞，有一年因严重灾荒，向卓老一借了六斗小秫秫，被折成八亩青苗。怀瑞的所有土地才只有八亩。麦收时，金黄黄的麦子全被卓家割去，怀瑞一家仍是无可糊口，不得已又把八亩地卖给了卓家，变成了寸土皆无的佃农。

卓家放债，有些又同劳役剥削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放工帐”。卓家把粮食或钱借给佃户，固定利息，以工顶帐。借户对卓家的需用必须随叫随到，工资完全由卓家规定。佃户李兆元的父亲，由于春天借了卓家的二斗粮食的工帐，便背上了难以卸下的劳役负担。麦收时，有一次卓家叫他去担水，当时正下暴雨，李家忙着垛麦，稍去迟了些。卓家一见去晚了，迎头就骂，还令狗腿子扑上去打。兆元的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气愤成疾，不几天就死了。害死了老人不算，卓家还要兆元顶账。兆元被逼无法，只有带着老小逃往他乡，直到解放后才回来。

除了收租、放债，卓家还大搞商业投机，把搜刮农民的魔爪伸到商业流通领域。

卓家的商业机构很多，分布地区很广。最大的商号是“培源”号，从卓廷懋时起就是用的这个“御前监斩官”的名号。“培源”号的商店分布在南京、徐州、蚌埠、无锡等地。在卓家控制的大小集镇和某些村庄，还开设了许许多多的杂货店、粮行、布店、当铺，并大办酒油糟房。卓家在商业剥削中最狠毒的是粮食买卖。每年新粮上市，卓家拼命压低粮价，大量套购囤积；到春荒或旱涝年头，便大开仓门，掺糠使水，高价出售。卓家的商店在工、农业产品的买卖中也是恶毒的，它以最廉价格收购农产品，却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工业品，从中渔利。卓家的其他买卖也无不是想方设法投机取巧，牟取暴利。这种由商业投机的暴利，一部分被继续投作商业资本，扩大投机活动；一部分变为土地资本，购买土地，扩大对农民的土地剥削。

卓家就是这样以土地剥削为基础，同时又是地租、高利贷、商业投机三位一体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真是敲骨吸髓，无孔不入。

穷凶极恶骄奢淫逸

卓家在经济上巧取豪夺盘剥穷人，在政治上依仗权势欺压人民，成了卓圩一带的“太上皇”。

卓家为了保护他的万贯家财，防备农民“造反”，同时也为了显威风、摆阔气，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开始，就强迫佃户替他家筑圩墙、盖楼房。仅筑圩墙即用强壮劳力两千多人，修筑达两三年之久。以后又不断扩大、整修、加固、培高。圩子分大小两个，大圩是仿照睢宁城的大小和形式，圩长三里三，外挖一圈两人多深的濠沟，沟上是两人多高的圩墙。圩墙有东西两门，周围设六个炮楼，每个炮楼里有三个炮台。大圩里边是小圩，小圩内是铁丝网。真是层层设防，守备森严在筑圩时，由于佃户的房屋碍事，就下令扒去二百多间，把佃户全部撵到圩外。而卓家在修好圩子后，从苏州找来能工巧匠，盖起一千三百多间楼厦，都是精雕细刻，富丽堂皇。“卓家的楼房座座起，佃户的尸骨地下积”。卓家大兴土木，不知坑害了多少穷人。

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卓家私设公堂，自盖牢房，制造刑具，随意逮捕、监禁、审问、杀害农民。卓家刑罚有几十种之多，穷苦的农民常常被加上一个莫须有罪名，死于卓家的酷刑之下。圩外附近的农民，经常听到凄厉的惨叫，被害农民不计其数。卓家豢养的五百武装匪徒，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臭名远扬的卓圩三十六只虎，就是卓家的一群疯狗。人们仿着这些人的背影各给他们起了绰号：如笑面虎、小霸王、活孬熊、飞虎……等等。飞虎侯玉以腿快出名，经常下乡抢劫杀人，临走蘸人血在墙上还写上“卓圩侯玉”。当地人民恨之入骨，但谁也不敢找上卓家的大门。

卓家地主，一仗做官，二仗有钱，横行霸道，任意行凶。卓家的门前，贫苦农民是不能随便走的。佃户王三从门口路过拾粪，被卓培军看见，就砸断了他的腿。农民张怀德的母亲走亲戚，路过卓圩，因带子开了垂腰扎腿，卓家狗腿子撵上去打了十几棍，结果成为残废。农民郭孟之的妻子路过卓圩，被卓老敌看上，拉进去强行霸占。当郭孟之耍去找时，卓老敌竟派人把郭捆起来痛打，并且在他眼里揉上石灰，双目失明，弄得郭家家破人亡。在卓圩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走乱坟堆，不走卓家圩”。这是农民对卓家的愤怒的控诉。

在卓圩一带，卓家还实行“霸街”，每逢集日，卓家地主及管家就到集镇去“转”。集上有什么好东西，尽得让他家先“买”够，至于给不给线，给多少，完全由他家决定。遇有看不顺眼的东西，就不准上市，甚至没收。真是仗势欺人，霸道之极。

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卓家当伪区长、镇长、联保主任，他们常常利用各种名义，下乡敲榨勒索。特别是利用扩充伪军的机会，不仅四处抓丁，而且公开抢夺，遇有反抗，立即打死。有一次卓少全到南姚庄去抓丁，青年们闻风躲起来了，他就带着伪军，像群盗一样，翻箱倒柜，杀人放火。当发现芦苇塘中躲着十几个青壮年，便开枪打死了三个，余皆被绑走。青年卓士坡被拉到卓圩后，偷跑回家，卓少全立即派人把他抓回，在他身上泼上洋油，竟被活活烧死。

提起卓家无辜杀人，真令人怒不可忍。卓少全的儿子卓培恶生病，不知从那里听到一个偏方，说喝周岁婴儿的脑子能治好，丧尽天良的卓少全竟派一群恶奴，连夜下乡，到万巷子的姓万的家里抢回一个婴儿，取出脑汁煎好给他儿子喝。在抢婴儿时还把孩子的母亲打死。真是一群吃人的野兽。当地农民在知道这件事后，个个咬牙切齿，愤恨不已。

卓家对佣人是极其惨无人道的。卓家的丫环、小子、老妈等佣人，最多时有三百多人。他们大多是被逼抵债、顶租的穷苦农民或其子女，到了卓家，便成了奴隶。其中的所谓“小子”，亦称“家生子”，不仅自己给卓家做牛做马，而且是“世袭”的，子子孙孙都得如此。佣人在卓家作饭、扫地、推磨、扫院子、种菜、做衣服、端茶、倒水、抹桌、抱孩子、倒尿壶，给老爷捶背，给太太烧大烟、给小姐打扇子……，无所不干，一天常常要累十七、八个甚至二十个小时。而卓家对佣人却非骂即打，前后被卓家虐待而死的丫环小子不下几十人，真是残暴之极。

解放前，卓圩方圆百里的劳动人民，经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而大地主卓家，却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在卓圩，卓家的住宅是一片青砖瓦房，楼阁遮日。并排七个大门，每个门前都有石门石鼓，锁壳门楼下，钳着两扇沉重的铁门。两个大门内，都有拐弯抹角，数不清的天井内院。大院内设有堂楼、绣楼、客厅、餐厅、卧室、澡堂、书房、厨房，旁有营房、公堂等等。犹如皇宫内院。

卓家人穿的是棱罗绸缎，华装丽服，专替他们做衣服的就上十人。吃的是山珍海味，顿饭成席，并且特请高明厨师，每日多餐饭不重样，菜不旧尝。卓家不过几十口人，侍奉他们的佣人却有三百多，终日过着饭来张口、水来湿手的寄生生活。

遇有婚丧嫁娶，更是挥金如土，大显排场。卓廷懋死后送殡，请二十多个扎纸匠忙了一年多，扎成对楼对库，四太平头、金山银山、丫环小子、骑马车轿等等，排了足有六里多长，烧了一天多才烧完。至于棺材墓穴，更是讲究。棺材分为三层，外面是龙凤套棺，中间是六六天地同，里面是紫匣子。死者头枕元宝，手拿元宝，脚蹬元宝，嘴含珍珠。这次送殡，光厨师就用了三百六十多人，办酒席三千多桌，用粮八十七万斤，足够两千多个劳动人民吃一年。卓少全的妹妹出嫁，事前请六个裁缝做一年的嫁衣，几十个木匠做半年多嫁妆。过嫁妆时，卓圩到高楼六里长的路上，红红绿绿，络绎不断。当时农民这样形容她嫁妆之多：“卓家与高家，相距六里差；前队已到头，后队还在家。”卓家的奢侈豪华，达于极度。

“富贵生淫欲”。卓家从卓廷懋起就是三妻四妾，他家子孙亦莫不如此。重婚纳妾，奸污佣人，霸占民女，样样都有。卓家的那些鲍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公子小姐们，整天过着骇人听闻的荒淫无耻生活。卓家的人几乎都吸食鸦片，老的吸，少的吸，男的吸，女的吸，全家吞云吐雾，恣意挥霍。卓家这伙吸食人血的寄生虫，为消遣取乐，派专人从外地买回老鹰和狗，给鹰带上花，给狗穿上衣服。

总之，卓家的人横行霸道，犹如一群恶狗豺狼；卓家的生活，骄奢淫逸，臭不可闻。

垂死挣扎终遭惩处

由于不堪忍受卓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卓圩一带的农民曾进行过多次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分散的、自发的，在卓家和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迫害下失败了，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屈服。农民群众对卓家的仇恨怒火不断增长着。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新四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解放了睢宁，并进驻卓圩。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迅速组织起来，斗争了卓家大地主。

但是，长期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卓家，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卓家的主要成员卓老铁、卓代民等逃亡在外，伺机反扑。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我新四军为了机动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动撤出卓圩。卓老铁、卓代民等乘我军东撤，在徐州纠集一批反动地主、恶霸、汉奸、流氓，组织还乡团回乡反攻倒算。

反动派愈临近死亡，就愈加猖撅。还乡团回到卓圩后，烧杀、抢劫、拔田、倒租，疲狂向农民进攻，特别是卓代民直接带领的黑杀队最为凶残。卓老铁、卓代民通令还乡团、黑杀队“凡以前斗争过卓家的，一个不留”，并扬言全卓圩二百四十七户，只有两户半是好人，其余统统杀掉。又大肆叫嚷：“先杀陈令仕（我乡农会主任），再杀袁树珍（我乡武装队长），三杀钱风洲（乡农会副主任），后杀汤从元（通共产党）”。这群发疯的恶狗仅在卓圩就枪杀、活埋我革命干部、基本群众十三人。关押、毒打的农民不计其数。

还乡团除进行大屠杀、大抢劫外，还百般迫害、刁难群众，如拔田、倒租、破坏房屋、罚款、拉夫等等。据粗略统计，当时仅卓圩就被拔田二百多户，共一千五百四十亩；倒回租子二百三十多担；扒毁民房二百多间；抓民夫三百四十多人。

但是，同任何反动派一样，卓家的这种猖撅，丝毫不表明它的强大，相反，这只不过是一种垂死的挣扎，即将死亡的表现。广大人民经过这次浩劫，更加觉醒，革命的怒火迅速燃烧起来。

一九四九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卓圩重获解放，人民重见天日。卓圩地主的万恶魁首卓老铁、卓老银、黑杀队长卓代民，顽伪区长卓培军等，都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办。人民的血海深仇，得到了伸雪。接着，通过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卓家霸占农民的土地、房屋、粮食和各种家具，全部分配给贫雇农。被卓家长期踏在脚下的农民，翻身作了主人。

土改后，卓圩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沿着共同富裕的集体化的道路，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到处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幸福生活愈过愈甜。

但是，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人民并没有忘记当前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忘记当年的深重苦难。劳动人民翻了身，地主阶极是永远不会甘心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反革命复辟。譬如卓培林就告祈他儿子哪家贫农分了他家哪块地，贫农田心义分的他家房子原来是干什么用的，背地写了一本变天帐。一九六二年六月蒋匪军叫嚣要窜犯大陆时，卓培升就把这个消息立即告诉他母亲，盼望蒋匪军快些到来。一切事实表明，卓家还是幻想死灰复燃，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卓圩的劳动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继续提高了觉悟，揭露了卓家的阴谋诡计。许多老农给自己的子孙讲家史、讲遭受卓家残酷压榨的血泪史，叫他们牢起过去苦，珍惜今日甜，翻身莫忘本，走路莫回头。老人王永才说：“想当年，泪汪汪，看今朝，喜洋洋；紧紧跟着共产党，阶级仇恨永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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