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台湾学者说书法很漂亮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经常被邀请到大陆各地讲课。事后，主人必须密切关注旅行，或参观山川的名胜，或回到寺庙和故居的历史遗迹。只要能刻、能提问、能挂的地方，总有书法可赏。

书法不愧为中国特有的艺术。它不仅可以与建筑和雕刻相匹配，还可以呼应文学和绘画；它不仅可以美化生活环境，还可以加强艺术欣赏。无论是爬到水边还是俯瞰历史遗迹，只要牌匾、对联或石碑上有宏伟的书法，场景就会聚焦，怀旧的气氛就会立刻醒来。

颜真卿《祭侄文稿》

所有这些文化场景，英雄和志士徘徊，只是书法画龙点睛。从广义上讲，整个书法艺术就像中国文化的签名，签名于所有的亭台楼阁和所有的关梁厄塞，说所有这些都属于伏羲和仓颉的后代。

因此，面对名胜古迹，我常常回到历代题咏之前，幻觉祖先的灵魂在神秘而难以辨认的篆书之间向我泄露了秘密，在那些挫折和挫折中向我手语。幻觉历史隐藏在我身后，隐约向我题词，有时是楷书的尊严，有时是行书的平静，有时是草书的狂野。

1999年中秋节，李元洛和水运宪陪我在常德城外，沿着湛湛的元水巡逻河边的“诗墙”。这是一个宏观诗歌展览，上面刻着长堤石墙上的书法。从屈原、宋玉到当代著名的新诗歌家，再加上世界各地著名作品的翻译，入选了1000多部作品。从古人黄庭坚、赵孟俯到今人启功、费新我，也有1000多名书法家入列。除了诗书交映，浩荡荡的诗墙还有连绵2.7公里的长壁画。终于来到了我和洛夫的诗前。就在我的乡愁下，常德市政府的接待员给了我一张证书，稿费100元，然后让我留言纪念。

我写了四个字“诗国长城”，旁观者像往常一样礼貌地鼓掌。我相信这个话题并不离谱，但书法真的很难看，更不用说纸背面的力量了，显然甚至没有达到毫端。

▲余光中“诗国长城”

这些年来，我来回大陆，经常在登陆后回头看。案件上的文房四宝已经在严阵服务了。问题是什么？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围观者以为我写不出来，就是在构思。你知道我真的很难写，因为我的拙腕控制不了顽笔，我根本控制不了重墨。只要我写下来，就会充满烟雾。不，会烟雾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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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一个人旅行最理想的安排是带一个银行家、一个博物学家、一个语言学家和一个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术家。这样，有人会为你买单，告诉你植物、昆虫和鱼的名字，为你做各种谈判，并担任你的保镖。当然，这太奢侈了。但我似乎错过了另一个同伴，那就是带另一个书法家。一个像董阳孜这样的书法家可以让我找到一句话。

书法是中国艺术，具体而抽象，明显而深刻，流行而尘土飞扬，实用而美丽，真的矛盾而统一。书法就像一种语言，每个人都使用它，每天都使用它，但只有艺术家才能使它美丽。

我自己也不擅长书法，虽然小时也在九宫格中临过柳体，但既没有天赋，也没有毅力，很快就放弃了。这么多年来，写硬笔还勉称整齐，一遇软就四肢无力；写小字不成问题，但要写大字，就乱了方寸，鞭长不及。因此，我看到书法家的朋友，如熊秉明、张隆延、楚戈、董阳孜，写得淋漓尽致，写得很开心。墨水在纸上，或停留或行走，或跳舞或飞翔，或高峰转弯，柳暗花明，或盘马弯弓，准备出发，或轻舟出峡，顺流而下。当我看到他们握着魔杖时，我总是羡慕他们，指着书空，模仿过早的笔势。假如我也能像这样信手随心，对客人挥手，尽成趣味，那么世界名胜古迹就可以畅游，不怕人要你留下“墨宝”。

事实上，名人在江山胜地的题词，也不一定都好。以题词成瘾的乾隆为例，我总觉得他的政绩虽好，诗却平平，字也不出众。至于现代政治人物的“墨宝”，往往言语无味，书法平庸，难免败人游乐。如果被洁癖狂倪赞撞到，恐怕真的会派几个洗桐仆来清洗。在学术界，不一定有多少人擅书。我见过一些中文系的教授笔迹潦草。恐怕连草圣都眯着眼睛，有些则生硬不屈，就像美国学生搭架的铁画银钩。这样的比较，我似乎不必太自责。

西方也有书法理论。英语叫penmanship，也叫calligraphy，起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美绘”，也叫chirography，也是从希腊语借来的，意思是“手稿”。但是西方所谓的“书法”，因为用的“笔”和纸和中国用的很不一样，注定要发展成像中国一样精彩的艺术。

古埃及用磨碎的芦苇草写在纸莎草纸上。从中世纪到19世纪，僧侣们在斗室里抄经，文人们在书房里写稿子，女士们在闺房里写情书，都是鹅毛笔。苏格兰五英镑钞票上的诗人彭斯，100法郎钞票上的画家戴拉库瓦，右手拿着一把鹅毛笔。1828年后，我换了沾墨的金属笔头，半个世纪后被笔取代。但换句话说，它是硬笔之一。

陆游书法

最有意思的是，西洋人用禽羽粗硬的一端，即所谓的“河”，即“羽根”；但是中国人很幸福，用的是兽毛柔软的一端，无论是兔子、羊毛、狼毛，甚至是鼠须还是鸡绒细毛，都能达到“尖、齐、圆、健”的理想，所以得心应手。

虽然西方有书法，但谈论一种风格，毕竟，硬笔光纸，变化有限，没有中国书法那么大气，可以勒石铭碑，可以挂在墙上挂牌匾，直立对柱。乐山大佛旁边的石墙可以刻上一个令人震惊的超级“佛”字，但好莱坞的斜坡只能单调而僵硬地竖立九个大字母（HOLLYWOOD），但唐突周围的风景，而西方的书法家却无能为力。

布伦敦是英国乔治六世时代的代表作家（EdmundBlunden,1896-1974)通信。他的书法很有名，但字体优雅，有点古色古香。如果比中国书法的笔墨饱满，满纸驰骋，那就太驯服、太克制了。用笔写的拼音文字怎么可能“五颜六色”或者“曲折”，怎么可能“飞白”？

去年初秋，由于山东大学的讲座，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不得不游览。高崖险点，黄海风涛岌岌可危，龟背上矗立着石碑。上面刻着“天末秦东门”六个字。笔画圆润简单，应该是秦小篆，是李斯从皇帝东巡到这本书。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书法，令人震惊。我不相信魏吉尔和奥维德这样的文人，在古罗马比李斯晚一百多年，会在大理石上留下深刻的书法。在伦敦西敏寺的“诗人之角”，石像栩栩如生，但刻名像座，没有手迹。

改造后的石碑改为康熙字体“无尽”

中国诗人的书法，无论是挂在现场还是印在书中，都让我兴奋起来，似乎更接近我钦佩的锦心，不仅因为书法也是艺术个性的载体，而且因为当时，诗人集中注意力，在美妙的手腕上。因为诗歌也可以在写完后重复和修改，但写完后并不容易。

苏轼游踪广阔，题署多。六年前，在乐山河边，他抬头看了看他题目的“凌云禅院”的横匾，黑底金字，右书“元佑二年”，左书“苏轼题”。书法丰富舒适，但不如《冷食帖》潇洒，也不如《赤壁赋》简洁。这是工匠描述的原因。根据我长期阅读东坡诗歌的直觉，他的书法似乎不应该那么丰富，而应该像黄庭坚那样迷人自满。

最让我震惊的是李白草书的《阳台帖》。除了题目，只有四句话:“山高水长，物象千万，没有老笔，清壮可怜。”字大小不拘，体则纵横，放敛随意。老”、“清”二字尤见雄豪，签名的“上阳台”三字也爽朗淋漓。这才是诗仙真正的老笔。

他就像陆游的草书《自书诗卷》，气势磅礴，被誉为“大船破浪，瘦蛟出海”。姜奎的书法家很少见，但他的《跋王献保母帖》楷书严谨潇洒。

至于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有“雄健浑厚”的美誉，我只看普通，不能满足我对晚唐才俊的期待。

▲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局部)

书法从篆书到楷书，从楷书到草书，发展趋势从复杂到简单，从典范到坦率，从舒缓到快速，似乎一直在加速。今天的印刷是如此方便，甚至到了网络泛民主的地步。书法的日常任务不仅是架空的，还有退居“绝学”或“绝技”的危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书法将卸下实用的负担。它只是美丽而务实，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

二零零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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